Unbalanced Vision

2003.05.01 中國時報
永恆的差異變奏曲
◎謝煜偉

最近很有參與感。似乎再一次強烈感受到，歐洲中世紀對待痲瘋病、
精神病人的歷史重現。
SARS牽扯到整個社會最敏感的地帶，那股強烈的不安與恐懼感，以及
所伴隨著，最原始的排除、差異與隔離，以及對「人」新的分類的出現。
其實真正恐懼的，不是那個事物本身，而是我們對它的想像。
民眾對「失序」歇斯底里式的反應，對「SARS」的被害妄想，就有如
過去面對痲瘋病、黑死病、愛滋病一樣，當人的同一性（Identity）開始
模糊，恐懼愈深，對差異再次界定的慾望就愈強；我們愈害怕染病，區分
乾淨的自身與染病的他者的動作就會愈強烈。
於是乎，我們隔離和平醫院，同時對未歸隊的醫師施以黥刑、拘提；
非難未歸者主因倒不是未盡工作職責，而是因他們是隔離的漏網之魚。隔
離無害化之後，再用濃得化不開的、近乎偽善的關懷，告訴這些「未染病的醫護人員」其實「你並不孤單」，因為這麼做才能稍稍維繫住我們的道德良知，罪惡感在施捨與恩賜的過程中才得以救贖。
但弔詭的是，看似接納與包容的外觀下，只是將原來（隔離／未隔離）
的區分，再度轉換為（染病／未染病）而已，那些在Ｂ棟感染SARS的病患完
全在這一波關懷與打氣的行列中成為被抹去的斷片，我們不自覺地轉變差異對待的方式，而病患依舊是被社會排除的一群。愛只施給未染病但暴露在「高危險群」的醫護人員，但「高危險群」依舊是被排除的他者。
而專家論述提供給恐懼的人們一次次對他者新的切割的動力，因為我們
相信機率再小也永遠不會是零；醫學知識告訴我們：只要「……」就不會感
染，然而我們對未知的恐懼也不會因此消失，只是潛藏、變種轉移到「……」
上頭。
另一個有趣的社會現象是民意對媒體的大肆批判。當大眾替媒體扣上一
頂頂沈重的道德大帽，卻不知我們只是把罪惡感集中丟向媒體，讓他們成為
替罪羔羊。沒有媒體的時代，人就已經學會利用差異對待來保住自己生存的
慾望；自歷史以觀，媒體又何德何能得以「創造」集體的恐懼感？
與其說媒體是台灣社會製造恐慌對立的亂源，不如說這些恐慌的情節存
在於每個人的心中。像是愛滋病患媒體少有報導，可是一般民眾對愛滋病的
恐懼感消失了嗎？當然沒有，只是視而不見而已。一旦AIDS患者出現在周遭，免不了又是一陣抗拒不安與鄙棄。
媒體再怎麼中立不偏頗地描述事件，事件依舊獨立出來變成群眾詮釋的對象；
而被差異的他者中彈後，社會只怪罪這火藥威力驚人，卻不知原來是自己扣
下扳機。
SARS不是單純的生物問題。SARS事件永遠是社會的、政治的。蔡同榮立委
將SARS「正名」為「中國肺炎」就是一個最諷刺的註腳。SARS將會改變台灣的
社會文化，就像現今還遺留著被結核病制約的文化反應。然而，這些引起社會劇烈變動的事件，就跟統獨爭議、高犯罪率、九二一地震等事件一樣，不過是社會差異機制再一次變遷的動力而已。如果沒有發覺到更深一層的社會文化因素，那麼不論媒體如何
被教養成報喜不報憂的大愛喜鵲，或者政府公權力如何被貫徹落實，都只是
一次又一次正反合辯證的重現。
差異不斷重現著。人們再一次感覺到社會的進步，再一次感覺到可以用愛、
秩序與理性戰勝憎恨、混亂與瘋癲。我們害怕認清異己差異機制的強大作用在於
滿足自己的生存慾望，於是選擇用再一次的凝聚來遮掩不安。但機制依舊存在，我們永遠有外省人、犯罪人、中輟生、同性戀者、老處女、外籍新娘、愛滋病患、流浪漢、流浪狗，以及SARS患者。
其實差異機制就像病毒，只不過它變種更快、蔓延更廣，它潛藏在每一個人
的心中，和人類互相依存。我們無法認清它確實存在且無法消滅的事實，反倒逼
迫著它不斷地變種、繁衍；當社會極力撲殺「SARS恐懼症」病毒的同時，卻不知其實這些病毒都是人類自我的重現，愈撲殺就愈興盛。因此隨著對SARS防疫知識上的進展，我們或許能夠更有效控制SARS，更能夠與它和平共存，可是醫學知識再怎麼進展，也不可能消除人類對未知事物的恐懼，以及隨之而來的差別對待、區分與隔離。
本文作者所學在犯罪與刑事政策，而不在防疫。不過聯想到我們是如何對待
犯罪者與SARS病患時，對SARS的不安活脫是對犯罪被害情節的加強版。而我也無
可避免地，一定會涉入其中，帶著我身處在這個社會的地位、階層與價值，一起
來看待這整個事件。無可避免又無奈地，我也會標示、差異、隔離，以求自身無
害。可不可能有改變的一天？先學習如何平心靜氣地接受自己一定會標示、差異、
隔離他者開始吧。